时间到了年9月，各项准备都差不多了，正好赞比亚邀请中国东方红歌舞团参加他们国家的艺术节。团里接到中央命令，要他们迅速做好一切准备，马上出发。
接到命令后，团里召开紧急会议，安排各种事项，做好各种预案。
会议决定，安排梁益强和一位负责灯光的副团长，再加上翻译屠楠，三个人先出发，打前站，规划布置演出的场地及其他事宜，并及时汇报当地的情况。
梁益强他们了解到，乘飞机去非洲只有两个航线，一个是北线，经苏联莫斯科，另一个是南线，经巴基斯坦。
因为和苏联关系紧张，北线走不通了。只能走南线，巴基斯坦这条线。
三个人带着服装道具和幻灯设备，装了二十个铝制的箱子，并把箱子锁好。
团长亲自下命令说：“这二十箱子要和你们人一起到，人在箱子在。这些设备，事关歌舞团演出的成败，千万不能大意了。”
三个人当然明白事关重大。不过，他们只是考虑运送箱子的时候，别不小心弄丢了。
他们都是初次出国，他们想，这些箱子装上飞机，还不是装进保险箱？怎么可能会丢失？
然而，他们不会想到，国外机场的管理混乱会带来多少意外。
年9月30日，三人从北京机场出发，乘坐中国航空班机，下午到达广州，在广州机场换乘坐东非航空公司飞机，飞机上人很少，空姐是黑皮肤的非洲姑娘。到了凌晨两点，飞机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机场降落。
国内的“文化大革命”正值第二个年头，在国内，红卫兵穿着绿军装，胸前佩戴着毛主席像章，举着红本本。
等飞机停稳，从飞机舷窗望出去，看到一位穿着中山装、胸前佩戴着毛主席像章的人，梁益强猜想那应该是使馆的工作人员前来接机。
果然，一下飞机，那人就热情地迎了上来，自报了家门，果然是使馆的同志，姓李。一起来的翻译屠楠年龄最大，老李就把他的随身行李接过来提着。
卡拉奇是大热的天，梁益强仍然有种置身于在国外的新奇感，但任务在身，他也没有心情欣赏异国风光、体验异域风情。
四个人来到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要了咖啡和点心。老李见到国内的同志十分亲切，聊了好一会儿，翻译屠楠说：“我们带了20个箱子，里面装着演出道具，麻烦你给关照一下，看看是不是运到了飞机上。”
老李说：“你们先休息一下，我去去就来。”
过了半小时，他回来了，说：“那些行李没有找到，你们详细说一下。”
三个人都站了起来，屠楠着急地说：“那全是去非洲的演出物资，如果出了问题，我们可担不起啊！”
老李说：“你们别急，我再去联系机场。”
那时，中国和苏联关系紧张，以前从苏联过境的航线都停了，国人去其他国家都走巴基斯坦这条南线，所以老李几乎天天在机场接机，和机场关系很熟络，他说完就跑着又去了机场。
半个多小时后，他满头大汗地回来了，说：“差点出事啊！你们的行李已经运到去伦敦的飞机下了，正准备装机，我幸亏及时找到了，现在已经让他们把行李运回来，装到了你们一会要中转的飞机上了。”
真是有惊无险啊！大家虽然长长舒了一口气，但仍然心有余悸。
第二天，三人过境到非洲南也门的首都内罗比，下了飞机乘大巴来到候机大厅，大使馆却没来人，翻译说：“小梁，你看着行李，我们去打个电话去。”
梁益强看着三人的随手行李，十分担心，但他还是说：“好。”
他们答应着，匆匆走了，梁益强把行李聚拢在一起，就在那盯着，眼睛一刻也不敢离开。
机场人来人往，爵士音乐十分狂放，女士们奇装异服，头发染得花花绿绿，眼圈也画着金色、银色、绿色、红色，有的还戴着项圈一样的大耳环。
看到这样的情景，想到北京那些来自全国的红卫兵，都穿着绿军装、戴着军帽，梁益强真是感到自己进入了另一个空间，到了另一个世界。在这同一个地球上，同时发生的事情，实在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在卡拉奇惊魂还未定，梁益强觉得自己竟然还有心思想这些。他立即收住心神，心无旁骛地盯着行李箱。这时候，他最担心的是突然冲出来一群暴徒，把行李箱全抢走了。
等了半个多小时，打电话的两位同事终于回来了。
梁益强问：“打通电话了吗？”
“打通了，刚才机场不让他们进。”
原来是南也门对中国不友好，故意阻拦。
经过交涉，大使馆的车插着中国国旗进来了。经过大使馆的同志协调，机场安排好他们的登机时间，二十个道具箱子自然也与他们三人的飞机一起。
登机时，三人却发现他们乘坐的，根本不是那架装行李的飞机。
他们本以为已经做到了万无一失，但依然出现差错，这简直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事情。
他们惊慌失措，立即来到工作人员面前，翻译与他们沟通后才知道，这两架飞机都是飞往赞比亚机场的，但却不同时起飞。
他们商量一下，翻译问：“能否改签装行李的那架飞机？”
机场的工作人员拒绝了他们：“如果不坐这架飞机，飞机票就作废了。”
他们愤怒地问：“如果坐这架飞机，行李怎么办呢？”
机场人员无奈地摊了摊手，对翻译说：“行李跟着那架飞机走，你们到时从那架飞机上取行李吧。”
三人觉得这趟行程简直是遇到鬼了，但是，机场已经开始通知登机了，也没有办法给这儿的大使馆再打电话。
三人商量了之后，还是决定乘坐这架飞机先走吧，等到了赞比亚机场，再让大使馆和机场交涉，想办法把行李取回来。
在飞机上，三个人谁也不说话，都陷入了焦虑和沉默之中。梁益强最担心的是行李找不到演出该怎么进行的事。
等飞机一落地，三人立即跑到机场的电话亭，给大使馆打电话。
大使馆一听，哪敢怠慢，他们立即行动起来，也不知道费了多少周折，最后总算把二十个箱子找到了。
他们打“放心吧，行李已经到了机场，等海关检查过后就送过来。”
梁益强一行知道行李没问题了，总算松了一口气。
演出道具以及行李虽然到了赞比亚机场，但好事多磨，问题又发生了。
当时，赞比亚虽然已经独立，但海关等部门还是英国人代管。
海关在检查时，发现箱子里有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就查封了剧团演出的箱子，称：“这些是红色违禁品，目的是传播共产主义。”
大使馆立即派人斡旋，但无论怎么解释，对方就是不允许过海关。
这些行李中，很多箱子里装的，都是灯光以及舞美用的，舞台布置全靠这些东西呢！
怎么办？虽然大使馆反复交涉，但都没有成功。
梁益强他们打前站的三个人虽然着急，但知道只能依靠大使馆的同志们了。当地的华侨也不少，他们总会想办法的。
三个人到了赞比亚三天后，东方红歌舞团其他人员也都陆续来到了。
团里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出国，而且是来到这充满野性与原始色彩的非洲，无论是黑皮肤的人，异域神秘风俗，古怪的建筑风格，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非洲的天空，辽阔而深邃。那些几百年上千年之久的大树，万千虬枝，互相合抱，充满力量，灵性地延伸着，却又孤零零地。
这些树倔强地立于乡村，立于草原，散发着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古老力量。
梁益强对此自然之力充满着敬畏，也充满着激情。他抽空画了这些树的速写，回到国内之后，就画了油画《非洲的树》。
虽然西方殖民者在这里统治了上百年，但这片土地仍然犹如原始人类，很难发现现代都市的气息。大家聚在一起，谈东论西，非常兴奋。
根据计划，第一轮演出是在三个国家。第一个国家是在赞比亚，第二个国家是在坦桑尼亚，第三个国家是索马里。
首场演出准备开始了，但是赞比亚的演出条件很差，根本没有一个像样的剧场，演出是在一个体育场里搭了个舞台。
更为可怕的是，演出当天下午，观众已经开始进场了。道具箱子还是没到，也不知道大使馆协调得如何了。
他没办法联系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只能反复催促小演员们，去体育场门口看看拉箱子的车来了没有。
梁益强急得头都炸了，在舞台上团团转。他也考虑了很多方案，如果行李真没有到，应该怎么办。临时调整舞台设计，不但人手不够，时间也来不及。
赞比亚的观众对来自中国的演出抱有厚望。演出当天，不仅体育场内坐满了几万人，在体育场外的树上，山头上，房顶上，密密麻麻全是人。
直到演出开始前十分钟，箱子终于运到了。
原来，最后找到当地一位华侨，这位华侨跟英国人关系很好，做中间人，把所谓的违禁品都拿了出来，才允许过关。
（注：摘选自《大师的早课》明湖孤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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