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联合国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即日起无条件自动终止，此后伊朗可根据自身防卫需求，不受任何法律限制，自任何来源采购任何必要武器和装备，也可根据自身政策出口防御武器。此一变动看似合乎规范与常情，实则暗藏各方对特朗普伊朗政策的拒斥。
回顾历史，联合国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始于年。彼时伊朗经历年被控发展核武的风波，仍未终止铀浓缩计划，于是安理会在获得5常任理事国、10非常任理事国共15票赞成后，发布第号决议案，以防止核武扩散、打击伊朗核计划为由，对伊朗实施武器禁运。
然而伴随时间推移，号决议案最终被年的号决议案取代，后者不仅批准伊朗核协议（JCPOA）生效，也为武器禁运画下未来休止符：倘若安理会未能在5年后获得过半同意票，则禁令将于年10月自动终止。从当年的政治背景看，这般规范意在拉拢伊朗国内温和派，以减缓制裁力道，换取伊朗核计划的冻结，避免敌意无限上升。然而此一构想，终因特朗普上台而梦碎。
年5月8日，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宣布美国全面退出JCPOA，并逐步加大对伊制裁力道，可谓正式暴露单边主义的外交底色。然而此般举动虽重挫伊朗经济，却也同时助长伊朗内部的反美民族主义，成为神权政府汲取民粹的来源，更令英、法、德等欧洲盟友胆战心惊，以致促成此次立场脱钩：美国虽自8月起便屡屡疾呼安理会，要求延期武器禁运，但15国中仅有多米尼加共和国站在美国一方反对解禁，中俄两国投下赞成票，其余11国则全数弃权。
这般结果的真实意义并非放任伊朗扩军，毕竟如今尚有疫情与制裁束缚，伊朗经济依旧捉襟见肘，难以真正大规模采购军火；但高达11张的弃权票，却真实折射出西方阵营对美国单边狂飙的不满，且适逢总统大选前夕，警钟意味更浓：不论下任美国总统宝座由谁登临，美欧如今已非伊朗棋局上的同一阵营，倘若前者选后仍执意抛卸JCPOA框架，在极限施压（maximumpressure）的险途上一意孤行，纵能进一步打击伊朗，也将丧失对此议题的国际号召力，最终反噬美国霸权结构。
美国欲延长伊朗武器禁令仅获两票支持，图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穆萨维推特截图
伊朗问题异于冷战对峙
而回顾特朗普的极限施压政策，可谓始于冷战年代的敌意结构思维，即以阵营对峙的逻辑，出台制裁等施压举措，以塑造对单一政体的孤立氛围，迫使其与背后势力改变政治活动。然而伊朗于冷战下的角色流动格外殊异，致使美国的一味施压难起关键作用。
巴列维王朝年代（-），美国尚未入主伊朗，此处正是英、德、苏的逐鹿场，而后三方冲突受二战激化，伊朗只能沦为强权傀儡、任人鱼肉，先是纳粹德国藉利益集团宰制了伊朗经济，再是英苏共组的盟军势力入侵，后者虽打着正义之师名号，却以掠夺油田利益与军事补给线为目标，最终里萨汗（RezaShah）于年被迫禅位，由长子巴列维（MohammadRezaPahlavi）克绍箕裘。
就地缘条件观之，伊朗位处欧亚心脏地带，更有强大的王朝官僚遗产、石油利益，对各方列强而言，皆为不可多得的傀儡良选，故苏联入侵后便长据此处，不仅在伊朗西北驻军直至年，更扶植阿塞拜疆人民政府、马哈巴德共和国等短命独立政权，意在深化己方影响力。然而年后冷战氛围渐起，美国开始经纬中东，填补了英法等传统殖民势力留下的权力真空，并有意将中东打造成围堵苏联南境的包围网，伊朗自也不能置身其外。
在冷战范式下，美国先于年迫使苏军撤出伊朗，又于年与英国共同策动伊朗政变，推翻首相摩萨台（MohammadMosaddegh）。此一举措虽换得巴列维国王的忠诚，却让美国在伊朗近代史的形象蒙尘，化作日后动员革命的话语根源。然而此时美国并未意会此事，其因高调支持以色列建国，已然见罪多数阿拉伯国家，故而更需伊朗、土耳其的亲附，伊朗政府也因苏军的早年占领、煽动民族独立，情愿踏上亲美之路，双方自是一拍即合。
巴列维王朝（资料图）
年代起，中东开始沿着美苏势力范围，裂解出两大阵营，一方是受苏联支持的阿拉伯势力，包括埃及、叙利亚、南也门等，各国使用苏式军火，实施部分社会主义制度；一方则是与美国交好的伊朗、土耳其、以色列阵营，此方使用美式军火，并在立场上倒向西方。然而美国一心防堵苏联，却没料到伊朗的最终叛离，原因不在共产主义渗透，而是一场始于年的内生革命。
这场革命虽被外界统称为伊斯兰革命，其动因却远比前称复杂。首先，在巴列维国王统治下，伊朗都市享受着石油经济红利，农村却深受分配不平等的侵蚀与剥削，阶级对立日渐严重；其次，巴列维王朝承继立宪运动的西化传统，压抑伊斯兰的政治与社会角色，致使宗教势力大为不满，认为伊朗正受西方精神污染。
此外，由于巴列维立场亲美，自由民主等话语自在伊朗社会漫天飞舞，反君主专制的自由派由此崛起；而伊朗位处美苏前线，反美反帝的左翼团体也在学生间生根，并散入中产阶级的隐匿角落。上述势力各有议程，意识形态也不尽相同，却恰好在推翻国王上形成共识，故能汇为革命浪潮，促使巴列维流亡海外；革命期间飘扬的反西方、反帝、反剥削、反世俗化口号，也尽被神权政府收拢，凝为“反美”二字，作为执政的正当性根源。
而论及伊朗神权政府建立者霍梅尼（RuhollahKhomeini），其本只是流亡海外的宗教领袖，新首相巴赫蒂亚尔（ShapourBakhtiar）邀其回国时，仅是想让其在圣城库姆成立类似梵蒂冈的国中国，以安抚宗教势力，却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随着霍梅尼在政治权斗中过关斩将，宗教势力自也席卷政坛，神权政府最终肃清了自由派与左翼政治势力，反美不仅成了国策，也渗入社会与知识界，成为伊朗不容挑战的政治正确。
综观上述发展，伊朗的反美情结杂揉历史、宗教、经济、民族、内政等元素，并非民主与共产、美国与苏联等二元结构所能简单动员，自也难随冷战消融；此外美国在伊朗革命后屡兴制裁，重创伊朗经济，甚至击落伊朗民航机，种种举措看似打击伊朗，实是在替反美正当性添柴加火。
长此以往，神权政府即便存在话语垄断危机、经济困境、治理弊病，却总有美国的吊诡助攻相救援，双方因而共构一段敌意高涨的依存关系，直至今日。
一击未成，免疫再起
对美国而言，伊朗的反美现象难以瞬间逆转，过度施压又只会巩固神权政府的统治，故最上策应是以张弛有度的政策，力求“有感施压”，从而迫使伊朗温和派坐上谈判桌，既换得美伊妥协后的政治均衡点，也减缓伊朗反美力道，年的JCPOA即为一例。
彼时美国经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骚乱，已无心恋栈中东军事泥淖，又不愿将大好江山拱手他人，便以外交仲裁推进政治影响力。故在伊核问题上，奥巴马先以制裁棍棒教训伊朗，又频频释出谈判讯号的胡萝卜，最终成功获取鲁哈尼（HassanRouhani）为首的伊朗温和派信任，以暂缓对伊制裁，换到核计划的冻结。
伊朗民众抗议美国。图片来源：Wikim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