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着两个伊朗。一个是苏莱曼尼的伊朗，一个是普通人的伊朗。
伊朗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当经历近一周一连串的事件之后，讨论这个问题变得更有意思了。
最近传来一个消息，伊朗军方出乎意料地承认了由于“失误”而击落了乌克兰的客机
伊朗总统鲁哈尼发表声明说，美国空袭打死苏莱曼尼后造成紧张气氛，伊朗武装部队为了抵御“可能的美国袭击“而严阵以待，由于人为失误和错误发射造成了飞机的失事。
这起失事直接导致机上人全部丧生，其中有82名伊朗人，57名加拿大人。
伊朗空军司令说：得知误击客机被证实后恨不得当场死去。
而在此之前，因为伊朗几百万人蜂拥参加苏莱曼尼的葬礼，出现踩踏事故，已经导致了56名伊朗人死亡。
有网友调侃，美国击毙1个伊朗恐怖分子后所带来的后果：1、56名伊朗人死于踩踏；2、人死于飞机被“失误”射击。
伊朗唯一按计划成功地做到的事情是：发射16枚导弹，并精确地保持其不射中美国人。
无论如何，如果将这些看成伊朗军方对苏莱曼尼之死的回应，那么伊朗政府的脑回路实在让人理解不能。
在昨天伊朗军方承认误射之后，伊朗的老百姓们立刻上街表示抗议。他们高喊：“美国人不是我们的敌人，独裁政府才是！”
就在2个月前，伊朗政府杀死了位伊朗上街的老百姓。
是的。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着两个伊朗。一个是苏莱曼尼的伊朗，一个是普通人的伊朗。
苏莱曼尼的伊朗，是我们在媒体叙述里所熟悉的宗教狂热的伊朗。
它实行严格的“政教合一”，也是唯一一支拥有两支彼此独立国家军队的国家。
人们似乎早已忘了，它在年代，曾经是中东最世俗化，最迎接西方文化的国家。
这个伊朗以苏莱曼尼为具有权势的代表。他们精心策划对美英的致命攻击，劫持人质、弹道导弹或发展核武器。
数十年来，它深度介入中东黎巴嫩、也门、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甚至非洲的战争，操纵中东局势。
苏莱曼尼和他背后站着的伊朗革命卫队圣城部队，以无数伊朗人的鲜血，来浇灌他们“伊斯兰革命”的花朵。
作为伊朗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徒，一丝不苟的精神领袖，苏莱曼代表了伊朗统治者虔诚奉行的那一部分：宗教就是一切。
他几十年的军事目标如出一辙：要解决大撒旦美国，小撒旦以色列，用屠杀和祈祷捍卫其纯正的伊斯兰信仰。
但是在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伊朗之外，其实还有另一个我们容易忽略的伊朗——普通人生活着的伊朗。
这样的伊朗，我称之为“玛嘉”的伊朗。“玛嘉”是一部改编自其同名漫画的黑白动画电影《我在伊朗长大》里的主人公。
这个“玛嘉”真实存在，从小在伊朗长大，最终逃离了伊朗，成为一名生活在法国的伊朗裔女插画家，全名玛嘉·莎塔琵。
《我在伊朗长大》以自传的形式讲述了她的成长经历，她所经历的伊朗政治、社会变迁。
当然伊朗官方对于玛嘉所生活过的这个伊朗拒不承认，对该片的上映和获奖都进行了公开谴责。
有别于苏莱曼尼式官方叙事的伊朗，我们可以通过这部电影获得普通人生活中伊朗的真实印象。
这一面的伊朗，其实热爱世俗生活。民众悄悄喝酒，聚会，听西方音乐，也并不真心信仰官方教义，很多人在失去自由生活的过程中，被革命所镇压、杀害和欺骗，但从未放弃反抗。
作为普通人的伊朗，注定要经历一系列政治动荡、战争的洗礼。这一话题因此也显得过于沉重。
玛嘉的童年时代，在伊斯兰革命的大背景中度过。她们也曾短暂有过一段平静美好的时光：女人们可以穿高跟鞋，打扮时尚性感，开party，轻松开关于女人身体的玩笑。
年，伊斯兰革命爆发。这场汹涌而广泛的革命带来的成果是，西方支持的巴列维王朝被推翻，“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民主的投票支持伊斯兰共和国”，阿亚图拉霍梅尼上台。
出身劳工阶层的苏莱曼尼此时刚刚成年。他为革命所激励和吸引，积极参与其中，开始在伊朗的革命战争中大显身手。
一开始人们还相信伊朗政府的辩护：“国内有一半文盲，只有民族主义和宗教信仰能够号召国民”。
但是霍梅尼的上台对普通百姓来说，很快成了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
9岁的玛嘉亲眼目睹了原教旨主义者掌握大权后，亲人朋友们的希望如何破灭，整个社会的自由度大大倒退。
巴列维国王虽然专制，人权纪录不佳，在监狱了关了名政治犯。
但是到了伊斯兰革命推翻国王之后，这个数字变成了30万。她的叔叔也因参加人民党活动被杀害。
所有女性被迫戴上面纱，数以万计的人被投进监狱。政府要铲除反革命。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只有一项法律，血的法律。
两年里，伊朗人的日常生活变了，伊朗人也变了。
伊朗恢复了砍手、钉十字架、石刑等一系列中世纪式肉刑，以及同态复仇，甚至饮酒被抓到三次便可判处死刑。
广播里日复一日播放着革命宣传。学校里，老师们在课堂里讲的是：“面纱是自由的象征。正派的女性一定要把自己遮住。避开男人的眼睛。展露自己的都是罪人……”
两伊战争爆发后，打着抵御外敌的旗号，政府消灭了国内的反对派。逮捕和死刑越来越多，新政府制定了更多高压法律。
德黑兰法庭处死一名名叫穆萨耶比的９岁女孩，其罪名是“参与袭击革命卫队”；又一次将11名16岁以下的女孩处决，原因是她们参加过反对霍梅尼的游行，甚至在处决时，法庭连她们的姓名都未弄清楚。
封闭的伊斯兰教义给所有伊朗人套上了一个牢笼，战争让他们随时生活在恐惧之中。
空袭声随时响起，商店里商品被抢购一空，半夜被轰炸躲防空洞，这是一个10岁少女的日常。
玛嘉出身于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庭，耳濡目染独立思想，爸爸也常会跟年幼的她提起对政治时局的看法。这让小小的玛嘉早熟而敢言。
她有着专制封闭环境里追求自由的天性，热爱朋克，最喜欢的偶像是李小龙，听ABBA、IronMaiden，“铁娘子”的音乐，不愿被禁锢在清一色的黑色教袍里。她只能偷偷地、小范围地追求自己的爱好，在黑市里买盗版带。
一次，因为上街时穿着“punkisnotdead”（朋克不死）的夹克，她被严守传统的女教徒们大声斥责，威胁要把她抓到监狱里去。
她父母的朋友纳瑞太太还在上学的14岁儿子，就被学校发了一把钥匙。学校说：学生要是在战斗中牺牲，有了这把钥匙他们就能上天堂，天堂里有很多食物，还有女人。
在伊朗与伊拉克战争的前线，有很多这样被洗脑上前线的少年。他们脖子上挂着塑料钥匙，手无寸铁，喊着宗教口号唱着歌，走向伊拉克阵地进行人肉排雷。
惨叫声伴着宗教口号，血肉横飞。很多伊朗家庭未成年的孩子，就死在这样的悲剧之下。
为了能够继续忍受，人们将聚会转移到地下，饮用私造的酒类，戴着镣铐跳舞。聚会上大家都烂醉如泥，烈酒是严格禁止的，这类聚会很危险。但是这是伊朗人仅有的一点点自由的时刻。
为了这样的聚会，玛嘉的外祖母像当年藏匿反动传单一样藏匿私酒，父亲则用金钱贿赂意志不坚的革命小将。
终于，青春期的玛嘉，再也无法压抑内心的叛逆之火。她当众顶撞了宗教老师，驳斥“新政权没有政治犯”的谎言。
她的妈妈为她的安全担心：你知道他们怎么对待一个左翼的年轻女孩吗？按照伊朗的法律规定不能处死处女，她被逼嫁给一个革命守护者，然后他夺去她的童贞后绞死了她。
为避免迫害和战乱，14岁那年，父母将她送到奥地利读书。“不要忘记自己是谁，从哪里来”，是父亲临别的忠告。
身在他乡、孤独脆弱的玛嘉经受了青少年成长的苦难折磨。远离战争的生活，让她因为家人们在忍受战争而内疚自责。
玛嘉的伊朗籍身份让她不可避免地让遭到歧视。别人将她等同于她所逃离的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玛嘉只能拼命努力融入和自我同化，在感受欧洲文化的强烈冲击的同时，她艰难赢得了认可。
但是一场爱情失败的打击，最终让玛嘉患上了严重的思乡病。她还是决定回到伊朗家人的身边，尽管这意味着她要重新戴起面纱，生活在一个专制的社会中。
两伊战争终于要结束了。8年的战争，伊朗人付出了一百万的无谓牺牲。停火前，一些反对派逃到了伊朗。
政府慌了，害怕了，对狱中的囚犯说，要么被弃他们的理想承诺效忠政权服刑，要么被处决。他们中的大多数，被处决了。
德黑兰的街上，街道都变成了烈士命名。妈妈说，“他们只给家人留下这个，一堆街道名”。走在这些街上，就像走在公墓里一样。
这场上百万普通伊朗人牺牲铺就的残酷战争，让苏莱曼尼赢得了个人的声望，创造了一个神话——“活着的烈士”，就此冉冉升起。
这位后来的伊朗军方头号人物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和忠诚：“这都是为更高利益而英勇牺牲”。
他表示：从过去现在，伊斯兰革命哲学都是：世界应该属于新穆斯林什叶派哈里发（伊斯兰阿拉伯政权元首）。
苏莱曼尼将伊斯兰革命蔓延到另一个中东国家——黎巴嫩，在这个国家建立了黎巴嫩真主党。该党成为该地区强大势力，对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恐怖袭击。
年代，苏莱曼尼加入圣城部队——伊朗革命卫队里最精英最秘密的单位。
这一年对于玛嘉和所有普通伊朗人来说，却意味着一个伟大理想的时代完结了。战争终于成为过去。虽然事实上，他们的政府从未停止过另一种形式的战争。
苏莱曼尼领导着他的圣城部队，多年来专注于国外的低强度战争，从事各种渗透，建立网络，操纵。从某种程度上看，这就是伊朗的对外作战方式。
而在国内，神权专制的统治还在加剧。大革命之后，政府把许多学生抓进监狱，伊朗人越来越不敢讨论政治。
那一段时间，他们总是地下酒吧、迪厅寻欢作乐，甚至忘了自己没有自由。
经过一个艰难的调整期，玛嘉进入艺术学校。但是在保守的德黑兰艺术课堂上，连扮演维纳斯的女模特也是全身黑袍黑巾，只露出一个大鼻子让学生画。
和男友谈恋爱，因为再平常不过的牵手，她也被宗教警察抓走，为此交了一大笔钱。
人们为求自保相互揭发甚至诬告陷害。一次，玛嘉迫于宗教警察的压力，诬陷了一个无辜路人。她觉得这是出于无奈，但遭到外祖母的训斥：“每个人，永远，都有选择权”。
外祖母就像是一个先知，提醒玛嘉“世界上没有比怨恨和报复更糟糕的了”，也像是在提醒那些只知道惩戒和党同伐异的宗教狂热分子。
当大学里强调“所有年轻女士要穿着窄裤长袍，头发必须遮盖住，不许使用任何化妆品”时，玛嘉勇敢发出质问：“宗教是捍卫我们身体的尊严，还是仅仅为了反对时尚？”
外祖母为她直言的勇气自豪：“永远不要忘记，是恐惧让我们失去了知觉，还把我们变成懦夫。”
数十年来，伊朗神权政府正是通过这样的高压，让无数普通伊朗人饱受恐惧禁锢，一点点失去自我意识。
一次，玛嘉和朋友们聚在一起喝酒唱歌，开地下party，被警察发现。在警察追捕时慌不择路的奔跑中，一位朋友为此丢掉了性命。
迫于法律对男女关系的约束，马嘉与相识时间很短的男友结了婚。可婚后一年，就发现彼此并不适合。
离婚，对于伊朗妇女是不可想象的，她们会成为男性争相调戏的玩物。是忍受，还是离开？
玛嘉尽管是个道道地地的伊朗人，却无法忍受这个国家牢笼一样的生活。但是离开，就意味着再一次与亲人离散。
这一年，24岁的玛嘉终于做出一个痛苦的决定，再次选择离开，前往法国。重获自由的代价，是此后再也没见过她的外祖母。
离别的时刻，她的母亲对她说，“你是自由的女人，伊朗不适合你。我不准你回来”。
这就是玛嘉所代表的伊朗普通人的故事。玛嘉离开了，但是千千万万生活在伊朗的人们，依然在这个国家耸人听闻的宗教压迫和自由管制中生活。
而这些年里，苏莱曼尼在中东的脚步从未停止。苏莱曼尼被美国杀死后媒体披露了一段内幕：苏莱曼尼领导下，伊朗招募、训练和部署了年仅12岁的儿童兵，以使之在整个中东的冲突中战斗。
BBC去年拍摄的苏莱曼尼记录片中，也明确指出：海外美国人死亡和被劫持的主因，是苏莱曼尼操控的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人，把全球绑架当工作。
伊朗的普通人，是苏莱曼尼的反面。他们如玛嘉般在小小的年纪里经历政治和战争的坎坷动荡，如同笼中之鸟在宗教化的压抑里长大，女性被禁止做各种自己想做的事情，历经种种让人无语的高压法律……
他们渴望自由现代的生活，自称伊朗落后世界50年，而沙特则落后世界年。
若不是玛嘉离开伊朗，也根本不会有《我在伊朗长大》这部片的问世。它的背后，是一个个普通伊朗人为争取自由、对抗专制所做的努力。
现在，苏莱曼尼死了。应该是他们，而是不应该是苏莱曼尼式的人物，来决定未来伊朗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