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1月易卜拉欣·阿布德将军（IbrahimAbboud）发动政变。阿布德掌权于执政集团分裂的时刻。当时他实际上是受到时任总理阿卜杜拉·哈利勒（AbdallaKhalil）的邀请掌权的。哈利勒本人是一名前军官，他邀请阿布德来叫争吵不休的政党们闭嘴，并在统治集团中集中权力。
苏丹本身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和拉美等国家不同。拉美国家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地方军阀混战，第二阶段是统一后出现军方与文官政府之间的政变螺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就是因为他和国际市场之间产生了密切的联系，而且以国际列强为后台，列强与军方之间产生了密切的经济与军事联系，对于其他地方军阀产生了稳定优势，导致这些地方实力派放弃对中央的抵抗，逐渐演化为一个相对统一的双半政权。阿根廷就是典型。但是在苏丹则出现了地方军阀对抗与中央内部军方与文官组织之间政变循环双重混乱的现象，这是值得思考的。很明显，拉美逻辑在苏丹不适用的原因，就在于外部出口的命脉并不完全掌握在喀土穆手里，或者说刨去这些叛乱地区，喀土穆本身的物资生产不足以支撑自身的出口，所以地方的武装并不会轻易屈服，因此各方武装要么与军方签订共享赃物的协议，要么拼了命的要独立，如南苏丹。南苏丹是一个最好的样本，因为在它独立之后可以看到该国又爆发了内战，说明苏丹的分裂程度已经达到了不孔不入的程度。整个社会无休止的解体，互相对抗，并且在对抗之后对抗中的一方再次分裂。因为这些地区并没有自身出口的第二通道，但是另一方面，苏丹中央政府本身驻地并没有太多可供出口商品生产的资源，所以苏丹一直是半死不活的状态——中央有枪但没有可以持续战争的出口资源维持财政，而地方的没有多少枪但是手握资源也出不了口，所以就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境地。
不过令这些地区问题更复杂的就是多元文化和不同族裔的图谱。比如说南苏丹和北部之间的区别。南部更加信仰基督教，而北部大部分是懿思闌教，同时还有在沿尼罗河的讲阿拉伯语者与边远的非洲土人之间的矛盾。而表现为城乡矛盾的则是更深层次的利益再分配矛盾。这些传统是结合当地土人凝聚力的文化资源，而苏丹中央与地方之间尴尬的资源平衡又为此提供了物质基础。
年6月，阿扎里（IsmailAl-Azhari）领导的苏丹独立后第一任内阁垮台，哈利勒的政府随后掌权。当时，苏丹的政府预算依赖于一个单一的出口项目——棉花。当时苏丹在青白尼罗河之间推动国有的大型棉花种植计划——杰济拉计划（GeziraScheme）。杰济拉的棉花佃农发起一场运动，要求获得更大的利润份额并重新调整生产关系，他们的运动日益激进化，威胁着政府的棉花收成。年，在之后苏丹共产党的前身“反帝阵线”（Anti-ImperialistFront）帮助下，杰济拉佃农联盟成立。年12月，成千上万的杰济拉佃农游行到首都喀土穆，占领了市中心的广场，要求英国殖民统治刚成立的过渡自治政府承认他们新生的联盟。这场发生在遥远而尘土飞扬的苏丹的运动，是一次超前的“占领”的运动。
军方在半分裂半政变的混乱社会中成为苏丹社会中的漩涡。这个漩涡是苏丹社会财富与权力集中的黑洞，但他本身在吸收最多的能量之后有马上把这些资源快速流失出去。因为它本身并不存在一个可以储存这些资源的權力容器，所以军方权势的“水土流失”很容易发生。如果想要改变这种财政上受制于人的情况，就只能在自身控制力较强的地区发展其他产业，以摆脱这种影响。杰吉拉和焦达等地的开垦就是这种活动的1.0版本。
年1月，在苏丹刚庆祝独立几周后，白尼罗河上科斯蒂附近的焦达（Jouda）燃起了激进的运动之火。白尼罗河地区的农民效仿杰济拉的佃农工会，在年中组建了自己的工会。焦达私营泵站计划的棉花工人也举行罢工，以抗议延迟交付其微薄的棉花收益份额。劳工们大胆地威胁到了苏丹作为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剥削制度。独立后的苏丹政府极为焦虑，以致命的暴力应对劳工罢工的挑战。超过名佃农在田地中被枪杀，或在过度拥挤且通风不良的拘留室中窒息而死。这种行为也可能是苏丹不愿意和苏联靠近的原因。
苏丹的棉花出口进一步遭到了苏伊士运河断航的打击——在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运河国有化后，英法以三方对埃及发动战争，导致苏伊士运河从年10月到年3月全面停航。苏丹在-56年度共生产了包棉花，比上一年度增长了9%。加上到55年度的库存，出口销售量达到了包，但由于运河关闭而中断了对欧发货。年苏丹的出口收入急剧下降。棉花价格从新作物上市前年3月的每磅77美分下跌到了年2月的每磅30美分。年，苏丹的棉花出口量下降了50%。年更是创下历史新低。刨去苏联在战略层次对苏丹的合作价值问题外，埃及的战争也严重影响了喀土穆向工业国出口棉花的稳定收入，特别是英法以色列等国家攻击塞得港，乃至后期以色列长期占领西奈半岛时的危险境况，使得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根本没办法正常运营。苏丹对于埃及的不满也就进一步累积。苏丹的统治者也不难想象，一旦自身与埃及交恶，埃及是否也会动这招来制裁自己，毕竟出口长绒棉的埃及可以凭此在国际棉花市场上获利，而苏丹则无能为力。因此，最令苏丹震撼的不是阿以战争时期的损失，而是对于运河受阻对苏丹经济的毁灭性影响，如果不出口，苏丹政府军就完全不能比得过地方武装，因为他们不需要财政的编排，而军方需要。这条命脉还受到埃及的几乎完全控制，至少在苏联空军海军驻扎在塞得港和亚历山大等地时对苏丹这样一个弱国来说是这样的。
苏丹在建国后不久就发展了不小规模的国营棉花工程。当然，这里的国营并非所谓的公有制，而是类似于北洋军阀的官营产业，主要是为军方提供兵饷和私产收入。最开始的时候苏丹其他地区并没有更好的出口物资，所以军方最早的地位是优于地方叛乱武装的，但是年依旧发生了南北内战。随着经济作物多元化和石油等资源的探明，这种优势逐渐丧失，因为军方试图以此为财政基础换装更好的武装，并扩大其规模。而纳入这些武装，就没有回头路，因为这些武装一旦被“狡兔烹良弓藏”，就会人为制造大量兵匪。这样反而会给自己制造更多敌人，而且敌人多了不要紧，还会产生更大赤字，本身扩军备战就是为了夺取财政资源，如果仅仅产生了军费负担，就还不如不扩张。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如果军方想要镇压住地方叛乱者，就需要扩大军队规模，但是这种扩装的资金却没有稳定的着落。因此只能画大饼，随着大饼泡沫化而进一步作望梅止渴的饼图。
这立即转化为了一场预算危机。在-58两年间，苏丹的贸易逆差总计为万苏丹镑，经常账户逆差为万苏丹镑。作为总理哈利勒对这些危机的反应之一，苏丹外交政策坚定地面向资本主义西方，包括向以色列示好。年2月，哈利勒向美国政府寻求经济援助和军事装备。议会外的苏丹共产主义反帝国主义阵线和议会反对党民族联合党（NUP）发起了一场反对美国援助的激烈运动。
苏丹本身的对外关系实际上一直都是与美国挂钩，和苏联关系好的时间非常短，年就驱逐了苏联军工人员。也就是说，从苏丹建国以来，喀土穆和美国的关系一直是比较好的，但是与以色列、阿拉伯等国家的关系就十分微妙。和苏联的关系不稳定也是有原因的。众所周知，苏联与埃及在年前关系一直十分“铁”，并且为埃及修筑了阿斯旺大坝，使得埃及的水力发电能力大幅提升，但是这一工程使得上游的苏丹赶到不安与不满。首先，埃及对水源的截流虽然不会影响苏丹的来水量，但是苏丹的一些领土肯定是要被淹没的，而且埃及获得防洪灌溉发电这些好处苏丹都得不到；其次，埃及与苏丹都是懿思闌国家埃及因为对抗以色列赢得了阿拉伯世界领导者的名誉，而苏丹的地位就十分尴尬，如果自己顺从这种定义，自己就成了埃及的意识形态小跟班，自己的合法性就要由埃及仲裁了，埃及自身还试图建立跨海的联合共和国，比如和也门或者叙利亚，尤其是和也门，这不就是在红海上变相包围苏丹了吗？而且埃及还找了苏联当靠山，喀土穆感受到严峻的威胁，所以一定要找美国来为自己助阵，否则自己就会陷入苏联和埃及的包围圈之中。如果联系到苏联在埃塞俄比亚的扩张，苏丹的陆上边界就更加受到苏联包围的威胁了。而且苏联在欧加登战争中背信弃义联合埃塞反戈一击索马里的行为更令苏丹不满和后怕。无论怎么说，苏丹的战略地位都是不如分别扼守红海北大门和南大门的埃及、埃塞两国的，一旦苏丹与这两国发生冲突，以苏联在欧加登战争中的态度，自己准是被抛弃的一方，所以跟着苏联不靠谱，也不划算。
哈利勒最终怒不可遏，并要求军方领导层自行处理。总理欢迎的年11月政变结束了短暂的议会制阶段。军方领导层称，如果他们不出手干预，苏丹将被纳赛尔的埃及吞并。
易卜拉欣·阿布德将军和他的军政府继续推进阿卜杜拉·哈利勒的美国援助计划，并与纳赛尔的埃及就阿斯旺大坝淹没苏丹瓦迪哈尔法（WadiHalfa）地区的金钱赔偿进行谈判。由于这些资金流入，苏丹在-62年间的净转移支付盈余为万苏丹镑。军政府通过压制劳工和横向扩张杰济拉计划（西南延伸计划于年启动）来提高棉花产量，将苏丹的出口量从年危机年的万苏丹磅推高至年的万苏丹磅，然后是年的万苏丹镑，年的万苏丹镑，年的万苏丹镑。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苏丹军方一直在通过军事干预消除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争端，并在预算紧缩和民众激进化时期保护利益集团的利益。这些干预的特点是，既在国内加强剥削，又通过外交政策在短期内管控预算问题。
年前六个月，苏丹出口总额为25亿美元，而进口总额为41亿美元。在近些年来，这种巨大的赤字是苏丹经济的有效永久特征。在年至年的大约10年石油繁荣期间，这个缺口被部分塞上了。然而随着年南苏丹的分裂，苏丹政府损失了75%的外汇收入。如今，苏丹依靠一套基本的出口商品来获取外汇并为其进口提供资金：年的前六个月，苏丹出口花生4.06亿美元，牲畜3.19亿美元，芝麻3.01亿美元，黄金10亿美元，棉花万美元。
与50年代相比，苏丹的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棉花的产值虽然上升，但是已经远远比不过其他项目（芝麻、花生、牲畜和黄金等项目）了。在南苏丹分裂之前，苏丹本身还有石油出口入账，但是不管有没有石油，苏丹的经济生产都是极端落后的。石油和黄金开采、经济作物种植还有牲畜养殖，都是数量积累经济增长模式的产业，几个产业之间并没有相互关联性，也就更不存在产业分工的问题了。这样的经济无论使用了多少机械化设备和现代管理方法，实质上还是没有脱离前产业经济时代的运行逻辑，而且由于这些生产的产品不是在国内消费的，一旦难以运出或者不受欢迎导致商品过剩，就会血本无归，这也是其致命之处，也就是说，这种经济，既非纯粹的产业增长类型，亦非自给自足的数量积累增长，而是本质上依靠外部不稳定需求的殖民地经济。只不过产品的种类更丰富了,这也是国际产品竞争的后果，原先完全依赖棉花的路线已经收到越来越猛烈的冲击，例如埃及等棉花种植领域的老牌供应者，他们比苏丹有更好的种植条件与更悠久的种植历史。
苏丹的大部分花生和芝麻由依赖雨水的传统经济部门出产，包括了西部地区科尔多凡州和达尔富尔平原的大部分苏丹农民。牲畜同样集中在这两个地区，由牧民畜养。这些生计系统的商业化是一个暴力和血腥的榨取过程，它席卷了苏丹周边地区的数百万人，并以矛盾的方式重塑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它不再只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农牧民之间的社区冲突，也和出口市场的变迁密切联系起来。
总的来说，在苏丹农村不安全的环境中，农业和畜牧业生产都已成为涉及军事的风险投资。民兵（半合法的匪）、快速支援部队（地方名义上的政府军）和叛军（公开的反政府兵匪），以及政府军（官家的兵匪），还有部分地被私人所有的警务机构（私家部曲）都来保护和剥削这些系统，包括提供信用担保和确保贸易合同被执行。这实际上就是非法和合法的两种兵匪在苏丹农村地区横行的结果。当然，这些组织得以肆意妄为，主要还是因为苏丹政局不稳，并且出现了比一般地方分离主义或者拉美军政府政变等模式更加复杂的混乱。并且，在看似混乱的表层，水底下还有异常顽固和稳定的弟煮阶层，他们是铁板一块的，因为他们的利益与出口相连，至于是谁当政并不重要，只要不威胁到他们自身的利益，谁上台都没有太大问题，因此看似凶悍的苏丹军方，几十年来从来不敢破坏这条底线，而是在城市有限改革和教俗问题上大做文章，以此来回避实质上更重要的问题。因此，各派武装争斗得你死我活，也都心照不宣的维护这些人的利益，毕竟你不给他们好脸色看，他们就不给你饭吃，这是要命的，因为苏丹任何一支武装都没有完善的后勤补给体系，所以事实上还需要这些随时随地的补给来保障。相应的，作为交换，这些弟煮也知趣的把一部分当地的公共权力让渡给这些军事头目，使他们看起来更有面子。
苏丹周边地区的剩余榨取依赖于于这种生产的横向扩张，而非靠长期低下的作物生产和土地剥夺。这一地区的贫困，农业劳动力日益只剩下女性，还面对过度剥削。这些劳动力本身来自受冲突破坏的社区，靠1美元左右的日薪勉强维生。结果，许多人几乎买不起他们自己为官僚资本和不在地地主生产的高粱和小米，因此他们周期性地面临饥饿，并清算他们有限的资产。
因此出现了农业生产的悖论，也就是苏丹的农民在自身的粮食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生产大量用于出口的芝麻、花生还有牲畜，而居住在城市中的弟煮与裙带资本势力则享受着他们提供的口粮与燃料，并且为了维持城市的基本秩序，还要依靠从农民手中掠夺的初级产品出口资金为城市内的居民进口粮食并提供有限补贴，以此来满足一般的市政和其他公共服务所需。这和之前王统照所写“青纱帐”是别无二致的。最著名的是十多年前那张秃鹫啄食瘦骨嶙峋的儿童的照片，这也能说明苏丹农业中令人触目惊心的现实。这和当年英国人殖民印度之后逼迫印度农民不中粮食而只种棉花导致当地大量农民饿死是一样的。在这些可怕的掠夺制度之上，还有大量敲骨吸髓的农村高利贷资本活动，这加重了当地的灾难。
上半年苏丹进口食品价值9.53亿美元，其中包括城市主食小麦和面粉，成本2.39亿美元，糖2.46亿美元，其他食品价值2.94亿美元。工业产品进口8.21美元，石油产品2.15亿美元，机械设备8.51亿美元。这些数字的进一步细分揭示了消费显著偏向着城市。苏丹在年上半年进口了价值万美元的化学品香水和化妆品，而化肥则为4万美元。在工业产品类别中，用于城市建设的钢铁以1.78亿美元位居榜首，其次是塑料制品1.04亿美元。同样，机械和设备类别中包括了2.03亿美元的电器，而拖拉机则是1.86亿美元。
为了逃离乡村残酷的劳动系统，一些人作为小贩、临时工和小商贩迁移到城市；对于许多其他人来说，则是被招募进民兵和反叛团体。也有男性劳动力就近外流到苏丹经济地理“前沿”的人力采金业中——数以百万计的手工采矿者为苏丹提供了大约一半的外汇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