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
关于近年来的“主旋律”电影创作，学者孙佳山指出其中最明显的变化趋势就是“由于投资结构、出品归属等多层次的市场化、产业化变革，今天的‘主旋律’影视作品与过去由国家、正当明确标明主流文化边界的发展阶段相比，已经有了相当的自主性，对于主流文化边界的‘勘定’也是在商业逻辑的基础之上摸索完成的。”恰如其言，近期“主旋律”电影最大的变化就是将“主旋律”电影导向更为市场化和商业化的方向，打破了既有的“主旋律”电影创作的格局，从而实现了内容上的创新。
这种创新首先就体现在电影叙事的类型化上。综览近期的“主旋律”电影，最大的特色无疑是“好看了”。这里的“好看”既体现在视听效果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叙事上。早先阶段的“主旋律”电影往往注重讲述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建构，以正面英雄和正面战场的书写为出发点，故事的讲述往往过于严肃和老牌，趣味性和娱乐性不够。
而在新阶段的“主旋律”电影中，上述的弱点得到了改善，这些电影普遍主义故事的生动活泼性，人物塑造更为立体和多面和情节展开更为丰富和复杂，也更能吸引观众，这无疑是“主旋律”电影的重要突破。而这种突破是叙事的“类型化”策略带来的。
在近期的“主旋律”电影中，口碑和票房获得双赢的“主旋律”电影是军事战争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而这两种题材也是最容易被类型化的题材。“类型”，将既定的元素进行排列组合，提供了成熟的叙事框架，是电影产业走向成熟的标志。
例如，《红海行动》是一个军事片，主要表现年中国海军护航舰队到红海也门撤侨的战争故事，主要情节构成是“蛟龙突击队”八名队员深入交战区解救中国被劫持的人质的故事；《湄公河行动》实际上是一个警匪片，讲缉毒队长和情报员合作破获案件，寻找真相的故事；《战狼》和《战狼2》，虽然情节的构成不同，但是都具有军事片的元素；而《智取威虎山》则基本属于冒险片的类型，具有丰富的跨类型叙事元素。由上述案例可以总结，近期的“主旋律”电影其实就是按照严密的类型片编剧方式进行制作，同时都属于强情节性的作品。
在军事战争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类型叙事中，英雄形象的塑造是叙事的关键。《战狼2》里吴京塑造的中国军人冷锋已经是一个经典的银幕形象。该电影的主要线索是冷锋去非洲寻找自己的爱人龙小云，在寻找中他被卷入了战争，但他主动请缨去解救被困在当地华资公司的同胞，最后完成大营救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冷锋是不仅是个体魄强健、战斗力惊人的铁血男儿，同时表现出坚强的意志、责任和担当以及强烈的国家自豪感。尤其以手为柱撑起国旗的镜头最具有象征性。在那个时刻，在异国男性英雄被转换为国族象征，从完成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想象性连结，凸显出浓厚的国族寓言意味。不同于美国式的个人主义的孤胆英雄，冷锋可以说是将爱国主义精神贯彻到个体身上的英雄。而到了《红海行动》中，“蛟龙突击队”的八名成员则各有特色，他们将无畏和牺牲的精神演绎的淋漓尽致。
当然，在“主旋律”电影中，女性角色的存在和情感线索的表达也成为亮点。例如《战狼2》中虽然以冷锋为聚焦点，但是他对龙小云的寻找和思念是重要的叙事起点。《红海行动》是一部很男性色彩、很“燃”的电影，其中的三个女性角色虽然戏份不多，但是她们却是电影中的几缕亮色，和战争的残酷进行了对比。女突击队员佟莉更是巾帼不让须眉。《明月几时有》中，周迅扮演的小学教师方姑体现了革命中的女性担当。
“主旋律”电影不仅面临着“讲什么”的问题，还涉及“怎么讲”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的“主旋律”电影的切入点都设定得十分巧妙。早期的“主旋律”电影往往采取“正面强攻”的方式，塑造大人物、处理大题材。而新阶段的“主旋律”电影则选取一个侧面，从一个特殊角度去进行叙事。《湄公河行动》讲述的是缉毒战线的故事；《战狼2》和《红海行动》聚焦的是撤侨；《明月几时有》和《智取威虎山》讲述的地方性的革命故事。从而将类型化的叙事、传奇性的人物和巧妙的切入点结合起来进行叙事。
在“主旋律”电影中使用类型叙事的策略无疑是成功的。较之使用更为传统的叙事方式讲述的“主旋律”电影，如《血战湘江》（，陈力）和《十八洞村》（，苗月），采用类型方法叙事的“主旋律”的故事、情感和戏剧张力上更为贴近当代生活的节奏，内容上所采取的切入方式也更为创新，也更能获得年轻观众的喜爱。
当然，内容的创新离不开对主题的精准定位，也离不开明确的价值导向。在执着于拍摄“主旋律”电影的博纳影业集团总裁于冬看来，“主旋律电影根本上能够代表大众利益共同的价值观，情感的忠贞、纯洁、人类的坚持、道德的诚信、尊重，社会的自由平等。”而香港导演林超贤则认为，“主旋律”是一种可以给观众积极影响的正能量。在不同年代，这个主旋律的内容也有所不同。
他更将《湄公河行动》的主题归纳为“从来没有岁月静好，只是有人为你负重前行”，如《红海行动》传递的是“我们没有生在和平的年代，但我们有幸生在和平的国家”以及“勇者无惧，强者无敌”。
较之早先的“主旋律”观念，于冬和林超贤的“主旋律”其实更宽泛，也更能为观众所接受。在这些更为“人性化”的表达中，“主旋律”电影也转型为更为普遍化的、正向的价值导向。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连《流浪地球》（）之类的科幻片所传递的中国价值观也可以看作是“主旋律”的（当然这里并不是要把《流浪地球》定义为“主旋律”电影）。
不过这种类型叙事与内容创新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编剧策略上的“好莱坞化”。从人物形象、戏剧冲突到剧本结构，近期“主旋律”电影的确在好莱坞式的类型叙事上获益良多。这种“好莱坞化”一方面说明，中国电影在学习的过程中；另一方面，也说明后发的中国电影逐渐赶上了美国电影的叙事水准和工业水准。
“好莱坞化”，这并不代表中国“主旋律”电影没有本土特色，在一个叙事形式的受容与变容之中，中国“主旋律”电影无论在叙事和制作上都会逐渐走向成熟，最终走向立足于中国经验和中国价值的“中国式大片”。而这种“逐渐成熟”中，香港电影人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