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年新兴市场繁荣的高峰时期，华尔街合唱团高唱着“上海、孟买和迪拜就是一切。”迪拜从年开始从这句歌词中退出，随后信贷泡沫的破灭暴露出整个海湾地区的共有问题。很多公司都由私人所有，无论是富有的商人家庭还是执政的王室，因此很难预见麻烦的到来。数字迟迟得不到披露，也不可靠。政府控股的迪拜世界在年暴出巨额债务问题，提醒外来者在波斯湾你所看到的仍然不是你能得到的。尽管迪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东山再起，多数外国投资者仍然与之保持距离。
从历史上看，在海湾地区的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优质企业很少，它们从未真正体现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今天这种脱节还在扩大。~年，海湾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的增长速度是6%，这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平均速度一致。但海湾地区的股市（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下跌了30%，而主要新兴市场则同期上升了50%
这是一个完全建立在石油和天然气收入之上的世界。富兰克林所说的“生活中唯一不变的是死亡和税收”并不适用于海湾地区，因为那里基本上没有税收。政府也依赖石油带来的财富。沙特阿拉伯早在年就取消了当地人和外国人的所得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企业所得税略高于2%，仅仅高于委内瑞拉，成为企业所得税最低的国家之一。（查韦斯政府对其偏爱的企业返还了很多资金，以至于企业所得税整体为负。）从很多指标来看——外汇储备总额、人口增长、能源消耗——海湾地区在全球图表上位于顶部，或者超出图表之外。
石油安逸地流淌了如此之久，让典型的海湾国家发展成为一架以石油为燃料的就业机器，为每个重要项目提供补贴，这包括食品、电力和教育。大量补贴意味着不存在有效的价格信号。人们在收入下降时通常会减少开车出行，但是汽油价格在海湾地区是无关紧要的：利雅得1加仑汽油的价格是45美分。柴油的价格只有英国的3%。
尽管其他地方都在（或至少在）讨论通过提高汽油税来抑制消费，海湾地区的补贴却激发了一股消费热潮。沙特阿拉伯把将近10%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补贴电力、运输燃料和天然气。再加上迅速增加的人口，人们很容易就能理解沙特的能源消费以每年5%的世界最快速度增加的原因。沙特阿拉伯目前的石油消费水平——每人每年33桶——在20国集团主要经济体中高得离谱，比排名第二的加拿大和美国高出50%。
当被问及为何要维持如此昂贵的补贴时，官员们称汽油补贴要比建设公共交通更便宜，但事实上这些补贴最终落到了外国公司的口袋里。世界最大的原油生产国沙特阿拉伯从未建成足够的炼油厂，因此必须进口成品油，这在海湾地区很常见。中东地区拥有世界接近一半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汽油缺口却是世界之最。这种丰富当中包含稀缺的矛盾在海湾国家之外的地区也存在——还有其他石油出口国需要进口成品汽油——但是除了世界上最大的汽油出口国卡塔尔之外，海湾地区的这个矛盾是世界上最为极端的。
在年席卷这个地区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可能会极大地改变这里的经济状况。推翻了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独裁政权的反抗运动令海湾地区的君主政权感到震惊——就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反抗运动仍在威胁着也门和叙利亚政权。起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强硬领导者统治之下经济停滞的推动，让海湾政权陷入了恐慌。尽管石油带来的财富不断增加，沙特的人口数量也在快速增长，以至于该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万美元）跟20世纪80年代初期持平。
为了释放国内的不满情绪，海湾国家一直在以超过正常水平的力度分发石油财富。年，巴林向每个家庭赠送了美元，不料却被科威特的美元超过。还有针对主要政治团体的好处，比如卡塔尔决定把军队退役人员的养老金提高70%。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开支计划——新的住房、新的就业机会、工资上涨——大部分是长期承诺，将在多年后对该地区产生重压。
这对海湾地区的各个国家产生了不同影响，仅仅那些最大也最动荡的国家就能揭示出开支近来增长过快，为了支撑激增的预算，这些国家需要把石油价格提高两倍，沙特和阿曼达到了大约每桶80美元，而巴林则超过了美元，它也是受到街头抗议者冲击最为严重的君主国之一。阿曼和沙特拥有的现金储备比巴林多得多，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在今后10年中继续像年的动乱时期那样进行支出，即使发生另一场经济危机也是如此。相比之下，巴林已经从邻国接受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它能否继续通过支出来控制该国动荡不安的局势仍然悬而未决。
更广泛地说，一个完全依赖石油开采来取得发展的地区现在更加依赖这种原始资源。如果新兴市场进入一个增长缓慢的时期，让整个地区得以维持发展的高油价就会受到威胁。海湾国家没有一个伟大的替代计划，以便在石油价格下跌时支撑它们近期的慷慨支出。尽管沙特政府防止动乱的努力将会让年的开支增加40%，它却没有考虑用税收来支付这些成本。在一个人们习惯于接受政府馈赠的社会中，加税并不是一项令人愉快的政治选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外顶级顾问机构告诉沙特、巴林和阿曼，只要油价维持在高水平，它们还能在短期内维持它们的支出习惯，但是由于该地区的石油储备已经开始逐渐耗尽，这变得越来越危险。除了卡塔尔之外，波斯湾其他所有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都被认为已经到顶，这严重影响了资源带来的好运气。按照目前的产量计算，卡塔尔的天然气储备还可以支持一两百年，因此克制不在它的考虑之内。大规模支出引发的超长规增长——包括年在内17.5%的5年平均增速——看起来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卡塔尔的人均国民收入为10万美元，是美国的两倍。这个国家是独一无二的，隐藏在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之内。
虽然海湾地区的君主政权正在把开支提高到不可持续的水平，用来防止民众抗议，但是君主政权所面临的威胁也不应该被夸大。如同乔治·梅森大学的杰克·戈德斯通所指出的那样，海湾地区的君主政体跟突尼斯或埃及的“苏丹式政权”不同，后者的存在主要是为了让领导人和他的小圈子变得富有，没有任何发展国家或者让权力进行有序继承的计划。海湾地区的君主政权被广泛认为是合法的，根植于本土文化，努力从沙漠中发展出可行的经济，虽然这种努力并不总是奏效。
对海湾地区也存在一些乐观的理由，主要是由于沙特进行的改革。这个国家的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占海湾地区的一半左右。在20世纪70年代，高达80%的石油暴利被用于地区冲突、更高的国防开支以及相关回扣，预算严重超支。当石油价格在80年代暴跌时，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迫使很多海湾国家开始控制支出。
在过去10年的中期阶段，70%的石油收入被用于储蓄或偿还债务，目前的财务管理仍然是一流的。几乎每一个海湾地区国家都采用了挪威树立的模式，后者拥有一个巨大而成功的主权财富基金，以此对石油利润进行再投资。虽然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基金在海湾地区是一种时尚，是一种让自己看起来跟邻国一样现代化的努力，这些基金还是在实现着它们的基本目的：出于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对资金进行诚实且富战略性的管理。
即便是在具备苏丹式政权某些特征的埃及，过去几年中在穆巴拉克的领导下也出现了经济改革（即使不是政治改革）的真正势头。年3月，当正在崩溃的世界经济让资本主义之死成为全球头条时，我在海边小镇沙姆沙伊赫一个我经常参加的年度会议上跟贾迈勒·穆巴拉克待了一会儿。穆巴拉克当时被普遍认为有可能成为他的埃及总统父亲的继任者。
结语
我问他这场危机是否会让埃及等地的经济改革失去动力，他说：“绝对不会。改革仍然拥有大量的支持，因为对社会主义及其缺点——低增长高通胀——的记忆仍未褪去。我们需要更好而不是更多的监管。”在西方媒体宣布“资本主义终结”的这样一个时代，在曾经处于全球化边缘的一个国家听到这些话实在令人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