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公元年阿纳斯塔修斯皇帝驾崩，禁卫军统领查士丁（JustinI,-年在位）继位，其外甥查士丁尼（JustinianI,-年在位）与舅父共掌朝政，拜占庭帝国遂迎来古代晚期最辉煌著名的查士丁尼时代。
查士丁尼时期拜占庭帝国与萨珊帝国战争频发，而且双方的战争和外交活动范围开始明显表现出由近东向欧亚草原和印度洋区域扩展的态势。这一时期欧亚大陆中西段正式形成了以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为核心，外高加索、南俄、中亚、红海和印度洋多点多线交叉联动的复杂政治军事体系、经济贸易网络和宗教族群复合镶嵌式的国际关系结构。
而拜占庭帝国与萨珊帝国可以说是推动古代晚期欧亚大陆国际体系内部发生激烈碰撞并产生区域内和跨区域连锁政治效应的核心动力源。对于查士丁尼一世和库斯洛一世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而言，频繁的对外战争和穿梭制衡外交是其对外政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必然导致欧亚草原游牧势力和阿拉伯人更加深度地卷入罗马与波斯的西亚博弈之中。
在这两位君主在位时期，罗马波斯两大帝国之间在战争中加深了对彼此政治体系、军事战略和宗教文化的认知，但双方之间的不信任感和对对方的战略警惕已经成为制约两国恢复长期和平局面的最大障碍。
在查士丁尼一世与库斯洛一世统治时期，罗马波斯战争在南高加索、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阿拉伯沙漠北侧同时进行，而西地中海的东哥特王国和中亚草原的（西）突厥汗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利用罗马波斯冲突关系为各自政权的生存发展创造契机，并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罗马波斯两大帝国之间的战和关系。
这一时期拜占庭帝国与萨珊帝国也面临各自国内的教派和族群冲突，但在罗马和波斯普世帝国内部，各族群和教派的跨界交往和多元认同尚未对两大帝国的统治和对外战略形成结构性威胁。另外，公元年爆发并在之后二百年间反复爆发的查士丁尼瘟疫对拜占庭帝国和整个东地中海世界造成重创，而萨珊帝国和西欧日耳曼诸国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此次瘟疫的波及和洗礼。
可以说，频繁的瘟疫、地震和漫长的战争互为因果，并构成6-7世纪近东世界“天启氛围”的舞台布景。公元年，罗马与波斯在长期悬而未决的战争后再次达成50年和平协议，但阿瓦尔汗国在南俄草原的崛起、波斯亚美尼亚人对萨珊帝国统治的阳奉阴违、中亚西突厥汗国拓展粟特商业网络的战略以及汉志阿拉伯人与也门阿克苏姆政权的冲突都为罗马波斯战争的再次爆发准备了一触即燃并烧及全身的导火索。
考察查士丁尼与库斯洛一世时期的罗马波斯战争，有助于我们理清两大帝国盛世武功背后导致帝国衰落的深层结构和国际体系背景，并反过来阐释罗马波斯战争在7世纪滑向全面失控态势并产生灾难性后果的根本原因。
公元年和平协定结束阿纳斯塔修斯战争之后，罗马和波斯两大帝国的关系在查士丁一世和卡瓦德一世统治末期再次恶化，并由于库斯洛王储收养谈判的破产和伊比利亚王国反叛波斯而再次爆发战争。根据普罗科比的记载，公元年查士丁皇帝（即查士丁一世）继位后，莱赫米阿拉伯人于公元-年间再次入寇奥斯罗恩行省，拜占庭将军提莫斯特拉图斯和约翰被莱赫米国王孟迪尔俘虏。
公元年，查士丁皇帝派牧师亚伯拉罕前往萨珊帝国赎回被俘拜占庭将官。在这一年2月，拜占庭波斯两国使节和阿拉伯各部落酋长齐聚莱赫米王国首都希拉城，史称“拉姆拉会议”。尽管查士丁皇帝在拜占庭帝国境内迫害一性派基督徒，亚伯拉罕仍然大力支持与会的萨珊帝国一性派基督教领袖人物——来自贝特·阿尔沙姆的西蒙。
更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南阿拉伯希木叶尔王国信仰犹太教的优素福·祖·努瓦斯也派使节参加了拉姆拉大会。优素福国王于公元年发起的对也门北部纳季兰地区基督徒的大规模迫害和屠杀引起了拜占庭帝国和萨珊帝国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