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专家哪里最好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b/20090930/09073071708.shtml引言
元朝的皇室、贵族、色目商人、寺院僧侣和一部分汉族大官僚地主都占有大量的土地。元顺帝时权臣伯颜先后得赐田两万顷，阿里不哥一次被赐11。4万户，大都的大护国仁王寺、大承天护圣寺有田各数10万顷。投降蒙古人的汉族地主保持了家产并兼并土地，曹梦炎占有湖田数万亩，瞿霆发占有私田并转佃的官田达百万亩。他们就以这些土地作为剥削人民的手段。
元朝的社会经济
元代农民负担的税赋有二，一是丁税、地税，丁税多，地税少；另一是科差，按户征收。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苛捐勒索，如强买民间马匹。低价收购物资的私买以及强迫的劳役等。
佃户的地租率很重。佃私人田地租率一般为五六成，高的达八成。佃官家的田地租率要低些，以后陆续增高，甚至有超过私家的。
佃户还须忍受超经济剥削，有的地方佃户可以被地主典卖，或随土地一起转让。佃户生男便供地主役使，生女便为女婢或充妻妾。自耕农占有极少量土地，他们常常经受不住地主转嫁的沉重赋役而倾家荡产。处境最惨的是称为“驱口”的奴隶，他们大都是战争中被俘掠来的人口，如大将阿里海牙把江南降民户作为家奴，后来也有因债务抵押、灾荒饥寒卖身或犯罪沦为驱口的。官家驱口从事手工业劳动。私奴是主人的私产，子孙世袭，可由主人自由买卖。
元朝初年，以元世祖忽必烈为首的蒙古统治者，在中原和江南地区的高度发展的农业经济的影响下，不得不重视农业，采取了不少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同时蒙古的封建领主也逐渐转化为封建地主。
忽必烈视农桑为急务，多次颁示将领贵族不得以民田为牧场，或践踏农田，使百姓安心务农。年，忽必烈即位不久就设立了十路宣抚司，以知农事者为劝农官。
次年设立劝农司，置劝农使。年设立专门负责农桑水利事务的机构司农司，后又升格并扩大其规模，反映了政府对农业的重视。该司可派员巡视各地生产情况，并有权申报地方官在农事方面的得失。政府还明令规定，地方官升迁的首要条件是“户口增，田野辟”。年，以大司农司编写的《农桑辑要》颁行各州县。该书收集了历代农业经验和当时的科学成就，对指导各地农业生产成效卓著。
由于战争破坏，北方土地荒芜严重，政府在黄河以北各地大办屯田，有军屯、民屯、军民合屯等形式。边疆驻军也在营地立屯，不仅军食自给，有时尚有剩余赈济军中之贫者。元政府还发现北方农村农民自发的互助组织锄社有推广价值，规定各县50户为一社，以年高通晓农事者为社长，组织农户垦荒耕作，修筑河渠，经营副业，设立义仓和学校。后来锄社遍行南北各地，与里甲制度并行，成为政府统治和剥削农民的农村基层组织，但也在恢复和鼓励农业生产方面起了一些作用。
政府设河渠司、都水监负责水利工程。两次治理黄河。最大的工程是凿通南北大运河。大运河年久失修已不能贯通，为使南方粮食和物资船运大都，年开会通河，长里。年开通惠河，里。大运河的畅通对南北物资交流和灌溉沿岸农田有重大作用。此外，三吴地区的淀山湖工程，陕西关中地区的泾水工程，以及云南、宁夏的水利建设皆很成功。
棉花种植在江南各地和陕甘一带广为流行。中后期已推广至全国各地。年政府在浙东江东江西等地设木棉提举司，年征棉布10万匹，又规定江南各地夏税折征棉布。棉花的广泛种植对改变我国人民衣着有重大意义。由于政府采取了不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措施，在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下，农业生产逐渐得到了恢复。关中、两淮、山东的恢复最为显著。河南由于流民纷纷返乡生产，致使地价猛涨，为原来的十倍、百倍。南方的农业生产破坏较少，在南宋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
人口也增加了。年，即灭金的次年，北方人口只87万户，多万口。年，户数增加到近万户。全国基本统一的年，有多万户，万口。年，有万户，万口。年，户数超过万。元朝为满足政府和贵族需要，各级政府和王公贵族皆办有手工业。官办手工业有充足的人力、物力，规模大，产品多。有些产品不计时间、不计成本，十分精良，非北宋官营手工业可比，但工匠待遇十分低下，效率很低。
民间手工业多数是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业。一些城镇和纺织业中出现了作坊，如杭州已有拥有四五台织机、雇工十余人的丝织作坊，雇工除领取工资外尚免费提供衣食。民间手工业设备和生产条件差，但生产效率高，成本低，有些产品的生产技术和质量超过官营手工业。
棉纺织成为江南农村普遍的家庭副业。在棉纺织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是松江乌泥泾（上海县）人黄道婆。她原是童养媳，在海南岛黎族地区生活了30年。她把从黎族人那里学到的纺织技术加以改进。在松江推广了搅车、弹弓、卷篷、纺车、拨车、轩床、线架、织机等工具，又传授了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方法，产品有被、缛、带、毛巾等，上面有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印染术也有很大改进，能染青花布，有人物花草等，永不褪色。
集庆、平江（江苏苏州）、镇江、杭州等地的丝织业很发达，年产缎匹以上。花色品种繁多，如镇江的丝织品中有纻丝、暗花、丝帕、胸背花、斜纹等种，有枯竹褐、秆草褐色、明绿、鸦青、驼褐等颜色。中央和地方皆重兵器生产，火器发展尤为显著。元代的铜火铳，系利用火药在金属管内爆炸产生的气体压力以发射弹丸。
景德镇为瓷业中心，政府设瓷局管理，有瓷窑多座，以生产高质量的青白瓷为主。浙江龙泉窑以青瓷著名。北方瓷业发展迅速，除原有的钧窑、定窑外，河南、河北、山西皆有一批新窑投产。瓷器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外销日本、朝鲜、南洋、也门、中亚以及摩洛哥等地。
元代商业颇为发展。这与国家的统一，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海运、漕运和驿道的畅通，纸币的发行有密切的关系。
政府对金属、盐、酒、茶等许多物资实行专卖。或为政府直接经营，或卖给商人经销，其中盐课收入最大，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发达的海外贸易也由国家管理，取货值的十或十五分之一，另纳舶税三十取一。民间贸易收商税，大体三十取一。
元代国内外商业都很发达。陆上交通有遍布全国的驿道，水上交通有运河和海道。海运是在灭宋战争时开辟的。元军统帅伯颜掠得南宋的珠宝文物后，由海上直运大都。最初海运路线是沿海岸绕行，常遇浅滩礁石，风险很大，而且航行时间长。主管海运的朱清等人原为海盗，有丰富航海经验，他们开辟了新航线，船出长江口，向东取道远洋，避开了近海浅沙。远洋深水中航行，还可使下部削尖如刃的劈浪大船，增加运载量。元朝每年北运漕粮量最多时达万石，海运十分重要。每年有千多艘海船航行，水手数万人。据估计，漕运比陆运费用减少百分之四十，海运比漕运减少百分之七十或八十。
在国内外各地经商或放高利贷的多为回族商人。他们因曾替蒙古统治者采购过消费品而获得信任，持有皇家颁给的制书和驿卷，不服役，不纳税，不受河闸关税的限制，还可随身携带武器。他们往往替王公贵族放高利贷，取“羊羔儿息”，头年本利相等，次年本利加倍。王公贵族、寺院僧侣和汉族官僚地主也多经营商业。大护国仁寺有酒馆座。经营外贸、盐业致富者尤多。泉州巨商佛莲有海船80艘，时人有“人生不愿万户候，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之说。
被称为“汗八里”的大都，不仅是大汗的京城，也是世界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东欧、中亚、非洲海岸、南洋各地以及日本、朝鲜都有商队、使团来大都。在国内，西藏的喇嘛每次往返都要运输许多货物，东南沿海直航天津的海船带来江、浙、闽、的丝绸、瓷器等及南洋舶来货。
马可波罗说京师“人烟百万”“应知汗八里城内外人户繁多······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人之众，有如川流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大都城内有米市、铁市、马牛市等许多市场。各行业皆有行会，由行老负责业务交易。
元代对外贸易很发达，陆路交通有钦察道、波斯道，分别达到黑海北岸的克里木半岛和土耳其。泉州为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出口瓷器、丝绸等，进口有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等。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说：“泉州为世界最大港之一。……余见是港有大海船百艘，小者无数”。当时泉州港指示航行的灯塔至今依然屹立海滨。
据汪大渊《岛夷志略》所载，与泉州有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有97个。泉州有许多波斯人、阿拉伯人，他们有特定的居住区。阿拉伯富商的后代蒲寿庚，在南宋和元朝皆主管对外贸易，他招引海外商人来货贸易，很有成效。伊本·白图泰说他在印度卡利卡特港看到有13艘中国商船停泊，可见当时海外贸易之盛。元朝同亚、非、欧各国交往十分频繁，来中国的外国人中，最著名的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
结语
他懂蒙古语，深得忽必烈信任，曾多次派他出使，传说还做过扬州的地方官。他熟悉元朝的宫庭礼节和中国的风土人情，游踪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以及西南边陲。《马可波罗行记》有关中国的记述，基本上同历史事实相符，如纸币的发行、煤的使用、大都及30多个城市的繁荣情况等。这本书激发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大航海家哥伦布曾仔细阅读该书。他远航的目的就是要到中国，后来却意外地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